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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乡土叙事到生命叙事         ★★★ 【字体:
从乡土叙事到生命叙事
作者:刘 珂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392    更新时间:2017-4-13    

 

 

乡土叙事是中国进入现代历史以来的文学主流,它既是中国作家倚重乃至托付终身的领地,产生了大量经典作品,同时也养成了中国读者长期偏重的文学趣味和全社会的文学期待。但在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狂飙突进中,中国乡村无可挽回的边缘化、空心化了,大量的乡村要么被城市吞没,要么空置于大地,最终人去村空以至消失。面对这样的现实,乡土叙事似乎也走入末路,令作家困惑。乡土叙事到底还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必要?有没有艺术空间和审美潜能?这是摆在当代作家尤其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们面前的大问题,是必须思考清楚的问题。

乡土叙事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写作手法,它自然是和乡土社会形态密切相应的。因此,中国乡土叙事文学的创作历程总是真诚呼应并映照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嬗变。我们陕西恰恰就有三部文学经典以里程碑般的厚重铭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三次重要历史转变,成为我们的创作镜鉴。这就是《白鹿原》、《创业史》和《秦腔》。

《白鹿原》 反映的是清朝末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时期关中乡村社会变迁和人的命运。那时的乡土社会有着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最牢固、最完整的文化传统。正如白嘉轩所说:“凡是生在白鹿村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在祠堂里的。”但是历史风暴已然到来,各种政治力量冲击乡土社会、改造乡土社会,乡土社会被胁裹着融入整个国家的历史进程之中。陈忠实以宏阔的视野和强烈的历史意识观照白鹿原这一方古老乡土,以超凡的文学叙事呈现了在近现代风云激荡的历史背景下,传统乡土社会的裂变、冲突和瓦解过程,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原上两代人的生命气象和曲折命运。在《白鹿原》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重重矛盾纠缠交织、尖锐冲突的乡土社会:在乡土社会内部,有白嘉轩与鹿子霖之间的家族及道德冲突,白嘉轩和田小娥之间的宗法与人性的冲突,白嘉轩与白孝文之间的家族礼法与忤逆的冲突,有白嘉轩与白灵、鹿子霖与兆鹏、兆海之间的价值观念人生抉择的冲突。在乡土社会的外部,有来自军阀、土匪的暴虐,有国民党、共产党对乡土内部秩序的颠覆和重组,有鹿兆鹏、白灵代表的共产党和田福贤、岳维山代表的国民党之间的斗争,还有造成白灵和黑娃冤死的共产党的内部冲突。还有霍乱、旱灾肆虐下的人与自然的冲突。一部《白鹿原》写尽了乡土社会的震荡、撕裂、坚守和挣扎。

《白鹿原》超越前人的杰出品格还在于它对人性的深刻表现和强烈的生命意识。它以人的社会属性为根本,对人的原始生命力,尤其对性欲有淋漓尽致而又多样化的书写。小说一开头就次第展开白嘉轩与七房女人的洞房性事,充满激情,惊心动魄,让人感受到主人翁的强大生命力。整部《白鹿原》始终贯穿着有关身体的极端化叙事,充满强烈的生命体验。所以,它不仅是一部史诗性的乡土叙事,也是一部激情饱满的生命叙事。

《白鹿原》里有这样一段描写:“白孝文眺见村东头崖坡上竖着一柱高塔,耳边便有蛾子煽动翅膀的声音,那个窑洞里的记忆和拆房卖地的记忆一样已经沉寂,也有点公鸡面对蛋壳的感觉。他点燃一只白色的烟卷猛吸了一口,冷不丁对妻子说:‘谁走不出白鹿原谁一辈子都没出息!’”在《白鹿原》中,走出乡土的不只是白孝文一个人,白灵、鹿兆鹏、鹿兆海、黑娃都走出白鹿原,投身到历史的洪流之中。其实,近百年来,走出乡土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息过。

柳青的《创业史》反映的是新中国建立后,关中乡村在共产党领导下走合作化道路的历史实践,在此不作赘述。

贾平凹的《秦腔》创作于2003年至2004年。这一时期的乡村已距彻底摧毁传统乡土文化过去了半个世纪,集体主义也于20年前寿终正寝。在经历了土地承包带来的短暂的复兴繁荣后,农村深陷三农问题困扰。这时,贾平凹在他的家乡棣花镇看到的景象是:“老街几乎要废弃了,门面板有的还在,有的全然腐烂……街面上生满了草,没有老鼠,黑蚊子一抬脚就轰轰响,那间曾经是商店的门面屋前,石砌的台阶上有蛇蜕一半在石缝里一半吊着。……堂兄在告诉我,许民娃的娘糊涂了,在炕上拉屎又把屎抹在墙上。官印还是贪吃,当了支书的他的侄儿家被人在饭里投了毒,他去吃了三大碗,当时就倒在地上死了。……村镇外出打工的几十人,男的一半在铜川下煤窑,在潼关背金矿,一半在省城里拉煤,捡破烂,女的谁知道在外边干什么,她们从来不说,回来都花枝招展。但打工伤亡的不下十个,都是在白木棺材上缚了一只白公鸡送了回来。多的赔偿一万元,少的不过两千,又全是为了这些赔偿,婆媳打闹,纠纷不绝。因抢劫坐牢的三个,因赌博被拘留过十八人,选村干部宗族械斗过一次。抗税惹事公安局来了一车人。村镇里没有了精壮劳力,原本地不够种,地又荒了许多,死了人都煎熬抬不到坟里去。”他说:“我站在街巷的石磙子碾盘前,想,难道棣花街上的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很快地要消失吗?这条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他说:“每一想故乡那腐败的老街,那老婆婆在院子里用湿草燃起熏蚊子的火,火不起焰,只冒着酸酸的呛呛的黑烟,我就强烈地冲动着要为故乡写些什么”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竖起一块碑子。

在此,我们看到乡土叙事对于贾平凹这样的农村籍作家是多么内在的精神需求!很多时候,我们往往用外在的所谓文学标准判断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贾平凹却用情感做了判断和选择,对故乡的深情驱使他要写故乡,为故乡立碑。故乡是一个整体,美的、丑的,贫的、富的,老的、少的,正的、邪的,飞的、跑的,乡土上一切的一切都属于故乡。他极端忠诚于自己的情感,要写出完完整整的故乡。正是这份深情、担当和雄心让贾平凹写出了《秦腔》这部最纯粹、最经典的乡土小说。在这部长篇小说里,他以乡土内部的视觉对清风街上的农民及其生活进行了最为生动详细的全景式描绘。小说以清风街上最底层的智障人物引生作为叙事者,确保叙事的现场感和原生性,以极其细致密实的叙事方式还原了故乡的生活,呈现了故乡人低贱的生命状态和生命过程,以及他们平庸的、丑陋的、琐碎的、充满了尴尬、困难和矛盾的生活状态,刻画出当代乡土生活的全部样貌和精神。在《秦腔》里,我们看到贾平凹对个体生命的自然性、本然性和主体性的尊重,他以其悲悯和深情通达所有生命,通过叙事致敬了所有生命。《秦腔》确实为故乡立了碑,再也找不到像它这样丰厚、细致、浑全、完整的故乡了。作为乡土内部叙事,它堪称登峰造极,足以称为史诗。它让我们在写什么、怎么写上大开眼界,让我们在精神归乡时,踏踏实实把心落在故乡的泥土里。

现在距贾平凹写《秦腔》又过去了十几年,乡村的空心化问题眼见更加严重了。除了贾平凹依然坚持着纯然的内部乡土叙事,写出了《极花》,已经少有作家沉浸于寂寞的乡土了。其实乡村的空心化并不能成为乡土叙事消亡的理由。任何文学叙事,其核心都是人,正如鲁迅最为简单明了的说法:文学就是人学。只要乡村里还有一个人,就应该有乡土叙事。在《老人与海》里,那浩瀚的海上不是只有一个老人吗?海明威照样把他写成了经典!关键是你要关切生命,尊重生命,用心抵达生命真实!感受生命的尊贵和动人力量。现在有很多作家只关注热点题材,社会上关心什么就写什么,博眼球,赚名利,以这样的态度从事文学,乡土叙事必然成为抛弃的对象。

当然,我们并不一定非要死死盯住乡土,关注乡村命运的实质是关注农民命运。城市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乡村虽是故乡,却无法安身立命。无数农民走出乡土,走向天南海北的城市,甚至走出国门,这已成为中国农民新的生存方式。叙事者应该在更加广阔的城乡背景中,观照农民命运,应该用更加悲悯的心关切农民命运。谁都能看到农民进城的悲剧色彩。进城打工不是奔向解放区,奔向理想国。背井离乡,骨肉分离,老不能养,幼不能教,爱不能亲是人伦大悲,给农民带来巨大的心理煎熬和伤害,更有可能直接破坏家庭,毁掉生活。打工者在城市里谋生的艰辛、地位的卑贱、空间的逼窄,给他们的命运涂抹上浓重的悲凉色彩。他们是思乡的,是看重故乡的,但在家乡又是难以生存的。农民在城乡之间的艰难求生、两难境地,是社会最大的悲哀。农民以至他们的后代正在沦落为孤立的生命,家乡不可依托,城市不可依托,甚至家庭都不可依托,无枝可栖,生命被空前孤立,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变数和撕裂,其人性也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对他们命运的感同身受、关注、思考和书写应该成为每一个有农村血统的作家的使命。农民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理应和他们悲欢同心,一道前行,探求未来,用文学书写他们的生命史,为他们立碑。

 

刘珂1965年出生。198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供职于户县文化馆,长期从事文化工作。以非遗保护、乡土文化研究和文艺评论为主,兼及诗歌、散文、小说创作。撰写非遗保护及乡土文化研究论文十余篇,其中《挖掘乡土文化资源 构建乡村和谐社会》录入花城出版社《当代群文思辨录》,《乡村社会变迁与非遗保护》获陕西省首届非遗保护高峰论坛论文一等奖。先后在《西安晚报》《三秦都市报》《深圳特区报》《西安艺术界》《群众艺术》等报刊杂志发表散文、文艺评论数十篇。2009年发表于《群众艺术》(第二期)的小说故事《赛鼓》获该刊年度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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